金融風暴給哈佛的一堂課
飛機引擎轟隆隆作響，梭羅在上機前指出他的不安，「全世界，美國的金融問題會重創全世界。」而讓梭羅更憂心的是，他史隆管理學院學生的就業前景不明。他急切地說：「大部份投資銀行都雇用MIT與哈佛的畢業生。但是現在這些投資銀行都凍結人事，學生很受傷。」
這個以哈佛、MIT等名校群聚聞名的劍橋地區，距離紐約華爾街，此次金融風暴的中心有三百四十公里遠，空氣卻瀰漫著濃厚的焦慮。
十月，原本是徵才的季節，但從華爾街到哈佛、MIT、波士頓大學，辦徵才說明會的金融公司明顯縮水。投資銀行掛零，顧問公司也寥寥無幾。
台灣環球水泥第三代、正在哈佛就讀研三的侯智元，道出哈佛人心情，「同學都在想，i-bank（投資銀行）都破產了，high yield（投資報酬率高）的事業機會過去了。」
由於國際金融機構在全球都有據點、員工，畢業生的焦慮也從美國東岸一路延燒到歐洲和亞洲。
一名台大畢業赴法國知名商學院Insead取得MBA學位的畢業生，自今年一月開始找工作，至今未有著落，目睹工作機會像全球股市行情不斷減少。他冷靜娓娓道來求職的曲折，「我兩個月前通過雷曼香港的筆試與第一次面試，正準備二次面試時，雷曼就垮了。」
巍峨的金融巨塔，在眾目之下瞬間崩解，令人驚駭不解。焦慮氛圍籠罩全球商學院，衝擊哈佛為首的美國長春藤名校。
過去二十年，哈佛、普林斯頓、耶魯等長春藤名校大學生，每年約有一半以上的人進入華爾街的投資銀行。距離華爾街最近，位在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總看得到學生一下課就換上西裝、搭著地鐵到華爾街實習、上班。
哈佛的華爾街淘金熱也不遑多讓。「在哈佛，不論你念的是電機、美術或哲學，哈佛人第一與第二志願就是i-bank、顧問公司。第三與第四志願才是念法學院、醫學院，」哈佛大學數學系大三學生Ben說。
令名校學生趨之若鶩的，是投資銀行的高報酬與奢華的生活。
由於美國長春藤名校學費每年要花費一百五十萬到兩百萬元台幣，學生貸款念書，自然考慮工作報酬率；像避險基金業務的工作，有可能年收入達二十萬美元，一年就可以繳清所有學貸。
這種在華爾街淘金的價值，在過去二十年間，成為主流，逐步侵蝕哈佛等名校長年建立的服務價值。
哈佛政治系教授兼燕京學社社長的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是位中國通，二十年前曾到台大短期訪問。她指出，一九六○年代，學生還滿熱衷公共服務的事業，但一九八○年代事情開始變化。當美國走出七○年代的石油危機及八○年代初期的經濟問題，股票市場開始起飛。
華爾街的工作慢慢成為學生畢業後的標準路徑。這條路徑不但成為主流，而且是壓倒性的勝利。
「學生在進哈佛的前幾年，還會參與公共活動，但到了四年級的時候，學生就將心力集中投入華爾街，」裴宜理憂心地說。
這幾年裴宜理的學生會跟她訴苦，說他們如果不選擇華爾街的工作而去教書或念研究所，會被同學瞧不起，周邊的同儕壓力會讓他們很不舒服。她直言，不少哈佛人較量的是「摩根士丹利花一萬美元還是兩萬美元簽下你？」
華爾街價值對許多年輕哈佛學生而言是驕傲，但對惦記哈佛三七二年歷史的教授們，卻是心頭隱憂。
九月二十五日，哈佛大學校長朱．佛斯特（Drew Faust）邀請六位哈佛重要財經、法律學者，共同討論金融危機的起因與解決之道；這場座談會更網上直播，校友與教授們前所未有齊聚一堂。
座談會在哈佛最莊嚴的桑德斯劇場（Sanders Theatre）舉行，內部厚實古樸的木質肌理，讓人立刻感染它的歷史份量。這棟老建築見證了許多哈佛的重要時刻，老羅斯福總統與英相邱吉爾都曾在此登台演講。
座談中段，經濟系教授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一發言就惹得全場數百位哈佛人會心大笑。他反諷地說：「今天，有一位在華爾街工作的學生打電話給我，問我，他現在該怎麼辦？自己該找個真正的工作了嗎（Should I get a real job）？」
他犀利嘲諷哈佛人說，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消失，為哈佛人帶來一個消息，就是「學生們現在可以自由地從事其他活動了。」
羅格夫的說法背後，其實是沈痛指出哈佛等長春藤名校價值傾斜的危機。即便外界已在批評長春藤名校要為華爾街的貪婪跟美國政壇的亂象負責，「但，又如何，大家還是樂意把靈魂賣給惡魔，」曾在多所長春藤名校待過的一名學生亳不掩飾地說。
當逐利成為學術殿堂唯一價值，哈佛的光環染上塵埃。究竟哪裡出了問題？
全美排名第二十二，緊追著八所長春藤名校的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柯漢（Jared Cohon）認為，全球化造成大學競爭白熱化，學術成為一種有錢才玩得起的「數字遊戲」。
主因回溯到一九八○年開始，大學必須搶錢、搶人才，才能維持穩定成長、追求卓越。
○四年當選中研院院士，並被哈佛從哥倫比亞大學挖角的王德威形容，大學競賽走到全球化後，你要有很多的財力與自信才能玩這場遊戲，「才有資格競標。」
近來美國名校先是進軍中國設分校，現在則是帶起中東風潮，到杜拜、阿不達比建起「波斯灣長春藤名校」（Persian Ivy）；如康乃爾大學今年五月在卡達已有第一批醫學院學生，預測康乃爾在未來十年可進帳數億美元的收入。
收入來源不只是學費，更大的收益來自當地政府、企業、及未來校友的捐款。校友淘金有成，學校是最終的受益者。
以哈佛為例，去年累積的校務基金已達三百七十億美元，交由哈佛管理公司（HMC）投資。旗下有兩百名員工，投資報酬率最佳時有一○％到一二％，被稱為是最會賺錢的公司之一。
至於剛慶祝一百歲生日的哈佛商學院（HBS），本身就有二十億美元的捐款基金；美國總統小布希、及最近頻上火線滅火的財政部長鮑爾森，都是HBS的知名校友。
走進哈佛商學院，一棟棟的典雅建築、工整雕琢的庭院，內部裝飾富麗堂皇，十足有皇宮氣勢；這裡的學生有獨立使用的餐廳、廚師，戒備頗為森嚴。
富、人際網絡、政商名流在這裡穿梭，建構一座座看不到卻有力的人脈與金流的橋樑。坐在Loeb House窗明几淨的二樓辦公室，哈佛商學院社會參與計劃執行長蘿拉．蒙（Laura Moon）表示，每年招收九百名學生中，僅約三％畢業生直接進入公職、NGO等組織服務，「比例的確太少。」
這一面倒的逐利價值，在最近被一名HBS畢業生菲利浦．布羅頓著書《拔尖》（Ahead Of The Curve）批評，HBS兩年教育只讓他看清權力與金錢的遊戲，沒學到什麼真材實料。這書直挺挺立在哈佛大學Coop書店的櫃台正後方，是目前的暢銷書。
金權至上的價值也危及大學部的教育。最價值扭曲的例子就是，哈佛在○二年開始同意學生可以在宿舍中雇用私人的清潔工。這成為學生彼此炫耀財力的標的。
甚至也有教授批評，哈佛放任商業代表進校園，這些投資銀行總是遊說學生勿從事學術研究，說學術工作沒前(錢)景。
隨著資本主義的成功，MBA教育已經成為高等教育的主流。
在美國，一九六○年時只有五千名MBA畢業生，到了兩千年，一年就有十幾萬名畢業生。全球商學院也同時擴張，光是台灣，二○○七年就有兩萬六千名MBA學生。在各國MBA的招生宣傳裡，不斷強調商學院人脈對事業與薪水倍增的助益。學生們趨之若鶩。
就像華爾街知名的擦鞋童理論（意指當擦鞋童都開始談股票時，表示股市過熱，己經快泡沫化了），當每個人都去念MBA的時候，這市場也幾乎快要泡沫。
大學得為過去、現在、未來負責
做為學術龍頭的哈佛，已先一步反思。哈佛教授，也是前任大學部院長的路易斯（Harry Lewis）在二○○六年出版了《失去靈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一書，率先批評哈佛未鼓勵多元價值，而學生也失去改變社會的承諾。
去年佛斯特接任哈佛第二十八任校長，也是第一任女校長，她展現不同以往的領導風格。很少人知道她是抗癌鬥士，她曾罹患乳癌與甲狀腺癌，卻成功克服；她的歷史學背景，讓她有更深刻的人文思考。
她在就任之初就表示，哈佛不但得為過去與現在，更要為未來的世代負責。而哈佛兩項重要的使命是：社會知識經濟的引擎、公共服務的精神。
在金融危機發生前，佛斯特就經常公開表示，以前的世代，例如羅斯福總統、甘迺迪總統等哈佛校友，都很重視公共服務事業的重要性。但今日太多學生選擇華爾街，太少學生選擇公共服務事業。
這次金融風暴更讓哈佛飽嘗價值傾斜的後果。首先，學生價值觀太單一，造成工作前景堪虞；其二，哈佛退休金與校務基金太仰賴華爾街的高額投資報酬率，造成許多教授不敢退休、學生的獎學金都受到影響。
目前包括哈佛商學院、法學院正積極鼓勵學生從事社會公益；商學院今年首次開設「非營利組織治理」的課程，更宣示希望畢業後直接投入社會服務的學生，從現階段三％提升至一○％。
哈佛法學院也在去年，首度提出以獎學金鼓勵學生從事公共服務的計劃；與總統馬英九、司法院長賴英照同窗的法學院副院長安守廉（William Alford）解釋，這項計劃是鼓勵學生進公部門或NGO服務。若學生簽約同意在畢業五年內投入社會公益或公職相關的法律工作，第三年學費全免。走過二十年價值的過度傾斜，哈佛這位長春藤領頭羊要找回更多元的價值，鼓勵學生投入社會的各個階層。
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認為，這次金融危機如果讓學生們轉而投向公共服務事業，「或許這就是哈佛對美國金融危機的一大貢獻。」
這話說來寓意深遠。
昂貴的金融風暴，為哈佛與哈佛人帶來寶貴的一堂課。
對想進入金融業的學生而言，最關心的是，這波金融危機何時會到谷底？
MIT教授梭羅，抱著審慎樂觀的態度表示，即使是三○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所有金融危機都有結束的一天。「我想危機會在2009年有個了結。」這段時間，梭羅建議學生們耐心等待，等待危機過去；但他也提醒，學生未來終究會找到工作，只不過不再是投資銀行。
以台灣為例，目前許多獵人頭公司，手上盡是從香港、新加坡、東京、紐約等各地投資銀行被裁員的台灣交易高手回流。就連跨國顧問公司也減少人才需求。
許多人才轉而進入研究部門、本土企業或科技公司。但金融風暴的確造成整體市場用人萎縮，目前是很糟的就業市場。
政大校長、前商學院院長吳思華認為，金融風暴宣示新時代的來臨，未來企業經營會回歸較本質與樸實的生產活動；企業在過去幾年特別重視的財務槓桿，利潤會減少，而生產與行銷的利潤重新抬頭。因應財務工程與財務管理勢微的趨勢，美國商學院學生已開始嘗試兩種以上的專業，學習行銷、供應鏈研究，甚至輔修教育等學門。
年輕人也可藉這次的危機重新思考人生方向。像是運用專業幫助過去被忽視的窮人、參加NGO、政府部門、教育部門。這也是另類的長尾效應，是一種「做好事也能賺錢」（profit-while-doing-good）的想法。
一生只有兩天
一生只有兩天-「第一天」和「最後一天」。
就先從賈伯斯追女朋友講起囉！賈伯斯是誰？他是蘋果公司的創辦人，是世界第一部個人電腦的發明人之一，也就是出產iPhone公司的老闆。話說1985年，賈伯斯被自己創立的蘋果公司掃地出門！可以想像當時的打擊有多大，但是賈伯斯只鬱卒了一下子，很快他就振作起來了。有一天他在一所大學演講，「她」坐在聽眾席聆聽，賈伯斯被剎到了。
活動一結束，賈伯斯就去跟「她」聊天，拿到了電話號碼。原本想開口約「她」當天晚上一起吃晚餐，可是又正好有個會議要開，只好把快要說出口的話，吞了回去。
當賈伯斯準備去開車離開時，他問了自己一個「老問題」，這是他每天早上面對鏡子問自己的一個問題-「如果今天是我這輩子的最後一天，我今天要做些什麼？」.......答案出來了，賈伯斯馬上跑回去演講廳找「她」，約去共進晚餐。這位「她」-Laurene Powell寶兒-現在就是賈伯斯的老婆。
引述賈伯斯的一段話：「提醒自己快死了，是我在人生中面臨重大決定時，所用過最重要的方法。因為幾乎每件事－所有外界期望、所有的名聲、所有對困窘或失敗的恐懼－在面對死亡時，都消失了，只有最真實重要的東西才會留下。」
賈伯斯又補充說：「提醒自己快死了，是我所知避免掉入畏懼失去的陷阱裡最好的方法。人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沒理由不能順心而為。」我們也靜下心來，問自己「最後一天」這個問題-「如果今天是我這輩子的最後一天，我今天要做些什麼？」
「第一天」又是什麼呢？-當「第一天」入大學讀書，我們對學校、課本、同學充滿好奇心-當「第一天」進公司上班，我們謙虛，願意學習，有衝勁-當「第一天」約會，我們小鹿亂撞，珍惜相處的每一刻-當「第一天」晉升職等，新官上任三把火，有滿腹雄心壯志，要有所作為回想我們做任何事的「第一天」，都是我們最有活力的一天。時光不能倒流，但態度可以回轉。
一生只要兩天，就擁有了每一天。
用「最後一天」的心情去選擇下一步，我們會更有方向；用「第一天」的態度去做每一件事，我們會更有活力，更能成功。
